随着对西路军历史细节的种种挖掘，我越发对这群英雄儿女的最终结局感到惋惜。
西北原野、惊沙扑面，这一群衣不避寒、食不果腹的英雄儿女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，是怀着怎样一种对革命的信仰在那里苦苦坚持。
河西走廊，这条文化底蕴深厚的古丝绸之路，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，已见证了无数华夏儿女的丰功伟绩。到如今，他却永久地镌下了西路军漫漫西征的历史足迹。
我们在上上文和上文分别从战略和战术的角度，分析了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面临的被动局势。本篇，我们就综合起来，分析一下西路军为什么摆脱不了战略上的失误和战术上的被动。
上文介绍过，随着西路军进驻永昌、凉州一线，厮杀的战火也在河西走廊上展开了。
受限于河西走廊独特的“弄堂”式地形环境，西路军不得不在从山丹到凉州的三百多里地段上，将队伍拉成一个“一字长蛇阵”，兵力集中不起来。
而马家军却能根据他们的骑兵优势，制定出一个叫“尾追截击法”的骑兵战术。针对西路军的“一字长蛇阵”，既不拦头，也不截腰，而是专门击尾。如下图
就这样，整个12月上旬，西路军在东起武威，西至山丹的三百里战线上，一直在面对马家军这种战术的袭扰，几乎是无日不战，部队异常疲惫。
被动，简直是被动至极。
到此时，如果再不改变战略战术的话，那我军的战场主动权可就要完全丧失了。
然而，就在西路军苦苦支撑之际，形势的突变却把他们推向了未知的处境之中。
1936年12月12日，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，整个局势处在瞬息万变的激烈动荡中。
得知此消息后，西路军指战员既震惊又兴奋，永昌城里一片欢腾。马步芳也搞不清楚形势，于是暂停了进攻。
此时，中央决定让河东主力红军南下关中，援助张学良和杨虎城抵抗国民党“亲日派”可能的进攻，并指出西路军的任务是“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”。
所以，西路军的肩上又多了一个任务。我们来仔细捋一捋这一时期的变化：
首先是12月14日，中央电示西路军：
目前应在现地休整，一面争取二马抗日，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以一部接通安西地区。
这表明，西路军在原来任务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条，准备接通兰州配合东北军。
到了18日，中央又电示：
西路军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，限明年1月夺取甘、肃二州。
这表明，西路军配合东北军的任务取消，还是维持原任务。
到了24日，形势突变，“亲日派”头子何应钦果然指挥“讨伐军”进抵潼关，逼近西安，准备武力讨伐张杨。
张学良、杨虎城决定集中主力进行西安会战。并向友军（就是红军）提出请求，希望河东红军出击胡宗南部，河西红军东进兰州地区，以保证侧后方天水、宝鸡、兰州等地的安全。
于是，中央改变原命令，拟令西路军东返，做出如下电示：
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，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。
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内到达静宁、隆德地区，便可与于学忠、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。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。
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，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、被服。
此时已到西安事变的重要关口，如果能利用好这一事件，红军就完全能改变当前的被动局面。值此关头，确保党和红军在西安事变中能获得重大利益才是全局的首要任务。
西路军当即在永昌开会讨论，会上他们都坚决表示，如果中央决定西路军要东进策应，我们当无条件执行中央指示。随后在回电中表示：坚决完成中央布置的任务。
可就在西路军着手准备东返时，不料第二天，25日，西安的局势又发生了大逆转。
捉放蒋
原来是老蒋迫于形势，基本接受了我党“停止剿共，联合抗日”的主张。张学良也做出了足以影响他一生的重大决定：送老蒋回南京。
虽然张少帅“一入南京深似海”，他的政治生命自此终结，但他这一舍生取义的行为却促使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。
既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，27日，中央遂又电令西路军继续执行西进任务。
闻听西安事变已圆满解决，红军前途甚佳的消息后，西路军全体将士都很开心。
在一番鼓劲后，全军士气大涨，他们在27日当晚就离开了甘、凉地区。按计划准备西进临泽、高台。至此，西路军建立永凉根据地的任务，方告结束。
我们可以看到，西安事变对西路军最终决策的影响并不大，前后也就持续了十来天。
就这样，12月底，西路军撤离山丹、永昌地区，继续踏上艰苦壮烈的漫漫征程。
徐向前回忆当时的情形：
隆冬时节，冰天雪地，堕指裂肤。我军指战员衣衫褴楼，饥肠辘辘，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苦寒气候，长夜行军，真是艰苦至极。
“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”，巍巍祁连山的雪山冰峰，笼罩在朦胧月色中。硬如铁石的戈壁滩上，响着我军坚定不移的步伐，滚滚向前。
一开始，因西进途中敌军不多，进展还比较顺利。
他们以五军开路，九军和指挥机关居中，三十军殿后，向高台、临泽开进。
为了避开马家军骑兵，西路军每天都是夜行军，他们经过民乐、洪水，越过甘州，黑河，一路西行，于12月30日进入临泽县境内。
随后，1937年元旦，军长董振堂率领两个团和总部特务团共三千余人，几乎兵不血刃地一举攻占了高台县城，守城的一千多民团投降，接受红军收编。
西路军总部则随三十军进驻倪家营子，红九军进驻沙河堡。
总部直属队及总后勤部兵工厂进驻临泽县城。如下图
西路军计划在这里休整三十到四十天，到时候由九军和三十军在此阻击敌军，五军负责打通安西的苏联援助通道。
其时，肃州在望，新疆已不远，敌人的重兵尚未赶到，正是大军休整的有利时机。如下图
但是，事态的发展却不以西路军的主观意愿为转移。
因为蒋某人从来就不是什么大度之人，西安被捉对他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。他要是能咽下这口气去，就不是光头蒋了。
他不但把张少帅就地扣押，判个无期徒刑，而且在与我党的谈判中大搞“两面三刀”的把戏。
明面上，老蒋在谈判中承认我党的合法地位，同意红军在陕甘宁整编驻防；但背地里，他却暗令马家军加紧进攻西路军。
也就是说，西安事变虽然和平解决了，但蒋某人的屠刀却没有放下。所以，西路军的处境变得愈加危险了。
就在西路军在临泽、高台一带休整时。1月12日，马家军的五个骑兵旅、二个步兵旅及炮兵团共3万多人，在马元海的率领下，分左中右三路向西路军驻守的这几座城池扑过来了。
他们以左翼部队牵制倪家营子的红30军和西路军总部；以右翼部队牵制沙河堡的红9军；
集中中路主力骑兵向驻守高台的红5军扑过来了。如下图
当时，红5军只有一部电台，还被政委黄超带着了，但他走着走着就和5军主力走散了。
最后，他带着电台和总部直属队赶到了临泽县城附近。导致高台的军长董振堂没有电台和总部联系，无法第一时间获知战场情况。如下图
就这样，黄超这一不着调的行为，此时此刻就断送了伟大的的铁流后卫师——红五军团的最后生路，不得不让人惋惜。
因为我们的铁血战将董振堂是党性很强的人。在没有得到新命令的情况下，即便他能撤退，他也绝不会选择撤退，而会选择坚决执行上级原命令，拼死抵抗。
说到黄超携带电台这件事，还跟张国焘南下有关。当时在南下红军中，红5军有一部电台可以和中央直接联系，经常在南下红军中通报中央红军的战果。
张国焘得知后，羡慕嫉妒得不得了，就命他的秘书黄超去红5军当政委，并交待黄超的任务就是亲自看管电台，别让五军团和中央联系。
于是，高台城的5军无法与总部取得联系，但军长董振堂却率部坚决与优势敌军孤军奋战。他们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，以不足3000的兵力硬是顶住了数万马家军八天的围攻。
后来，由于之前收编的那部分马家军民团叛变迎敌，导致高台城门失守。
但英勇的红5军依然的董振堂的带领下与敌巷战十余小时，最终因为寡不敌众，高台失陷。军长董振堂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、十三师师长叶崇本以下3000余人全部壮烈牺牲。
红5军的喋血高台城，堪称党的一大损失。
1月19日，总指挥部获悉了5军危急的情报后，曾派骑兵师前往接应，结果他们在途中遭遇马家军骑兵的东西夹击。最终因寡不敌众，师长董彦俊、政治委员秦贤道以下大部牺牲。如下图
马家军攻克高台后，气焰十分嚣张，他们立即掉头，东西夹击围攻临泽城。如下图
前面也介绍过，这里驻扎的是总部直属队。尽管他们加起来有将近2000多人，但大部分都是机关人员，武器装备差，战斗力弱。
在这危急时刻，一位年仅22岁的小将横空出世，扭转了危局。
当时临泽城里的最高领导是总供给部长郑义斋，老郑知道自己是搞后勤的，不善于打仗，就命令富有作战经验，但由于受伤一直在后勤工作的四局科长秦基伟指挥这次战斗。
危急关头，秦基伟把城内的机关干部、医护人员、马伕、炊事员统统组织起来，按战斗需要编成战斗序列。男同志负责守城御敌，女同志负责救治伤员、运送弹药和大石头……
就这样，一个年轻小将，领着一帮非专业人士，在武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，利用最原始的滚木礌石，灰瓶炮子等冷兵器，硬是坚守了临泽城三天三夜。
最后，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，乘马家军人困马乏之际，秦基伟悄悄率领着900余名勇士冲出了包围圈，并在红9军的接应下，往倪家营子与红30军会合去了……如下图
临泽战役以我军毙敌1000余人，自损300余人而胜利结束。
十五年后，这位小将更是在朝鲜的一座名为“上甘岭”的高地上，同样是在志愿军弹药不足的情况下，用大石头再次砸倒了另一位敌人……那个家伙叫范弗里特。
高台、临泽失陷后，敌我态势就变成下图这个样子：
摆在西路军面前的有三种选择：一是继续西进，获取苏联援助；二是就地消灭敌人，建立根据地；三是东返河东，脱离险地。
这里面，第一条首先排除，高台失陷后，西进道路被堵死，这条路走不通了。关键是苏联此时还在打马虎眼、装糊涂，已经两个月不提援助的事了，向西发展毫无意义。
远方货物只能在约定时间送到安西，最近两个多月没有电报来了。
第二条也基本排除，倪家营子只是一个西北小乡镇，一万多西路军在七万马家军的围困下建立根据地，无异于天方夜谭。
看来，在西进之路被堵死，倪家营子又难以建立根据地的情况下，西路军也只能东返了。
是的，客观形势的急剧恶化，使此时的西路军既无力也没有必要向西打通苏联援助通道，也无法留在原地建立根据地，只能是不顾一切的向东返回，和河东主力红军汇合。
是的，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，应该不唯上、不唯书，只唯实。而当时最客观的现实是：东返已成为西路军的唯一选择，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。
虽然东返也是困难重重，但也只有东返才能从十面围猎的死局中闯出一条生路。
而西路军领导人一开始也是计划东返的，1月21日，西路军致电军委主席团：
(一)乘绥东进击敌，相机配合凉、古，接通兰州，增加抗日联军之目的，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，走南大路，以十天行程到达古浪、土门地区，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。(二)士气正旺，沿途相机抗击。(三)前面情况时告。
为了有效策应西路军的东返，中央在当天就致电与国民党正在谈判的周恩来：
西路军在高台、临泽一带不能立足，西进有穷十八站，二马步骑又向西堵击，二十日晨攻破高台，董振堂同志牺牲，五军损失两个团。
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。望速商于学忠派一部策应，并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，勿加干涉。
好了，此时中央和西路军的意见一致，都认为东返是唯一出路。
1月23日，西路军取道张掖南山开始东返。9军和西路军总部进至龙首堡，30军移至西洞堡。如下图
但是，敌人又怎么可能那么舒舒服服地让我军东返呢？
马家军在发现西路军有东返迹象后，立即调动兵马防堵，并部署骑兵追击红军。
所以，1月24日，西路军致电中央及彭、任：
(一)敌企图拦头堵我东进，马彪、韩起禄今到甘州，元海率马禄旅及步兵各一团在西洞堡、龙首堡一带，起功率团在拒敌堡，马朴旅东调尾我，丹、永无兵，高台有民团。
……
(三)敌骑兵行速，我则笨重至极，即用急行军、夜行军，亦难摆脱敌人。敌驻下则守堡寨，不易攻击。这一带道路少，调动敌亦难。
……
(五)我方基本坚决执行东进计划，但因情况变化，可能折转西进，或取民勤抢占定远营，或绕道大通到西宁或平番。
从电报里，可以看到西路军的东返道路也是困难重重，上面电报所说的敌军布防情况如下图：
而西路军所说因情况变化，可能折转的地方如下图：
可以看出，东返的道路充满艰难险阻，敌人骑兵行动迅速，而西路军则行动笨重，既使用急行军、夜行军也难以摆脱敌人。
因此，西路军领导人提出在坚持东进的前提下，根据敌情变化，在行动方向上准备了三种选择：一是转而西进;二是经民勤向宁夏定远营发展;三是向青海西宁、大通方向发展。
应该说，西路军领导人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，提出变更了的进兵地点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所以，对西路军领导人提出的要求，中央当天就致电徐向前、陈昌浩：
(一) 你们行动方针，以便利击敌、保存实力为目的，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。
(二) 如你们决定东进，我们是赞成的，当派三十二军、二十八军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。
(三) 为便利作战计划，彩病、小孩、妇女望设法就地安置。
第二天，1月25日，中央更是从具体战术上致电徐向前、陈昌浩：
……
(乙) 我们虽以各方用力设法援助西路军，但惟一的仍须依靠你们，用自力在战胜“二马”条件下完成你们的东进任务。
(丙) 在骑兵追堵下，欲图急行避战东进，危险较大，应集结全军，用坚决的战斗来完成东进。
(丁) 在兰州附近渡河，于学忠会给你们相当的援助。
(戊) 行进中，讲求集团秘密，埋伏，诱敌，迷敌，依敌来击敌，是最重要的。深入的政治动员，坚决不依靠外力，使人人具有誓死必胜的决心。严肃红军纪律，争取群众赞助……”
在这里，中央指出：
西路军一是要独立自主、不要依靠外援，因为苏联援助可能要黄；二是不能一味进行被动退却式的东返，必须用歼灭战打击尾追之敌来解除后顾之忧；三是东北军于学忠部可给予你们适当的援助；四是严肃红军纪律，做好群众工作。
接到中央指示后，西路军也确实是按照中央指示办的，还真就用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打击了马家军的嚣张气焰，这场伏击战就是西洞堡歼灭战。
西路军东进到达西洞堡和龙首堡后，捕捉到了一个消灭敌人的好机会。
1月26日，马家军手枪团1500多人及青海宪兵团1300多人追击到西洞堡村，并向红30军发动进攻。遭到坚决抵抗后，他们在伤亡四百多人后被迫退去。
第二天，敌军兵分左右两路，再次向红军发动进攻。
这时，李先念看到进攻的敌人大部分暴露在开阔地上，30军则占据着土围子居高临下，就感到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时机。红军如果集中兵力出击，就可占据优势，歼灭其中一路。
于是，他把30军主力88师及89师集结起来，慢慢向右翼敌人靠了过去。
随后，攻击命令一下达，战士们一拥而出，迅速扑向右翼敌人，将青海宪兵团团团包围。
战斗进行了四个小时左右，我军击毙敌八百余人，缴获马枪八百多支，以及战马、子弹、被服等许多军用物资。
而遭到打击的宪兵团残部仓皇败退，竟然把赶来增援的手枪团也冲得七零八落。如下图
西洞堡战斗是西路军西征以来为数不多的一次大捷，不但鼓舞了斗志，而且对弹药、物资极度匮乏的西路军来说，也是一次很好的补充。
程世才回忆说：
“西洞堡歼灭战的胜利，使全军洋溢在一片喜悦的氛围中，当时全军上下摩拳擦掌，准备东进，与河东红军主力会师。”
但是，虽然西路军取得了西洞堡大捷，但整体上敌强我弱的态势并没有变。
西路军此时最该做的就是学习诸葛丞相的“胜而退兵”之策，利用这次大捷鼓舞起来的士气和缴获的物资，坚定不移地赶紧东返，尽快与兰州的于学忠部汇合，方能彻底摆脱困境。
但是，这场迟来的胜利却起到了不该有的副作用。这个副作用就是，他强化了西路军领导人建立河西根据地，打通西进道路的信心。
还是程世才回忆说：
“我当时一进总部院子，就听见昌浩同志在大声讲话：‘……虽然装备好，战斗力强，但被我们敲掉了，这一仗打得好，这意谓着什么呢?意味着敌我力量已经起了变化，敌人的锐气被挫伤了。西进对我有利，我们要重回倪家营子去……。’”
这说明西洞堡歼灭战的胜利，使陈昌浩对河西地区敌我力量的对比作出了错误的判断，这种错误的判断导致了错误的决策。
这种错误的决策导致了西路军停止东进，转向西进，注定了西路军最终失败的命运。
就这样，西路军最后一次东返自救的机会，也在这场胜利带来的信心下，被选择无视了。他们只得又钻进了马家军的重重包围之中。
而刚刚被打疼，正不知道如何是好的马步芳也是一脸懵逼，刚刚跑了的红军怎么自己又送上门儿来了。
至此，西路军所剩的1万余人全部集中在了倪家营子方圆十里的43个屯庄之中。
西路军从1月28日重返倪家营子，到2月27日撤离倪家营子，他们一共坚守了28天。
倪家营子位于临泽城以南三十里远的大沙河东岸，这里地势南高北低，南半部被人们称为上营，北半部称为下营。
上下营之间有十五、六里长，三、四里宽，稀稀疏疏地座落着四五十个土围子。如下图
从上图也可以看到，倪家营子的村庄分布不集中，他们是一小坨一小坨的散布着的，这还是现代的经过新中国近百年建设后的样子。
重返倪家营子后，此时的大部村落已被马家军洗劫一空，房屋、土墙大多被破坏，根本无法住人，其中部分村庄还被敌人占据着。
根据倪家营子的地形条件，西路军以三十军扼守西南方向，九军扼守东北方向，呈纵深梯次配置，构成一个椭圆形的防御阵地。
当马家军发现红军全部集结在倪家营子后，他们也倾巢出动，调集了7万余人将倪家营子层层包围。如下图
平心而论，这就是快死地，这仗很不好打。在前面介绍的一系列红军长征中，也从没发现红军遇到过这种阵仗，被数倍于己的优势敌军围困在一小坨村落群里。
前文介绍过，从战术上讲：“集中兵力以消灭敌人，分散游击以发动群众”是红军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而不败的两大法宝。
但这个“集中”是集中起来打歼灭战的集中，是变整体上的敌强我弱为局部战场上的敌弱我强的集中，而不是全军困守在一个四面透风的险地，和优势敌军打消耗战的集中。
而倪家营子的条件却制约着西路军打歼灭战。在这样一块狭小的地方，如果西路军包围其一部准备歼灭时，其余马家军骑兵就会发挥其速度快的优势，他们蜂拥而来，发起集团冲锋，从而将被包围的马家军救出。
而一小坨一小坨的村寨布局也不利于西路军的集中防守，反而有助于马家军的骑兵分割包抄。
最后的结果就是，在马家军的猛烈进攻下，西路军与其展开了逐寨逐堡的争夺战，不用说歼灭战了，击溃战也打得很少。
经过几番交战后，马家军也摸透了红军的战法，为了不让红军有所缴获，他们每次出动只携带一少部分弹药，采取打得过就死命打，打不过就立马跑的策略。
敌人的进攻，多先以炮火轰击我阵地，而后开始集团猛冲，步骑交加，刀枪并举，乱减乱叫。
敌人子弹每人只携带三、五排，打完后回去补充，以免被我缴获。遇我出兵反击时，则诱我追击，发挥骑兵特长，实行快速反击包抄。
我军连一门迫击炮也没有，因为子弹缺乏，步枪几乎失去作用，战士们的步枪都架在一边，手里握着大刀、长矛、木棍等和敌人拼杀。
敌人有补充，有后备力量，攻势不是减弱，而是不断加强。我们与敌相反，孤军血战，有耗无补，处境越来越艰险。
每每读史至此，常使人潸然掩卷。就这样，一万余西路军在这里和马家军经历了28天血战。
我们反过来也可以验证“东返是西路军唯一出路”这一决策的正确。
既然西洞堡大捷后，西路军凭借缴获的物资在倪家营子坚持了28天之久。那么，假设西路军在当时就决定东返的话，28天时间也早就回到河东了。
因为西路军电报里讲过，马家军主力都集中在倪家营子和西洞堡一带，山丹、永昌以东除了一个马禄旅之外，并没有重兵。
熟悉三国的朋友应该知道，诸葛亮每次北伐曹魏，都是苦于粮草运输不济而退兵的，但他每次退兵都是在打赢一场战役的前提下进行的。
西路军当时完全可以学习诸葛丞相的“胜而退兵”之策，借西洞堡大捷的余威成功东返。如下图
但历史没有如果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倪家营子保卫战耗尽了西路军最后一丝元气，西路军在这里损失了三四千人，奠定了全军覆没的结局。
2月21日，被艰苦的战斗消耗的油尽灯枯的西路军终于开始突围了。他们先是撤离倪家营子，西进至威狄堡。却因地形不利防守，又星夜退回倪家营子，继续与敌展开激战。如下图
到2月27日，西路军再次突出重围，向西转移到三道柳沟一带，但依旧摆脱不了敌军的分割包围。处境愈加险恶之下，敌人向西路军发起猛攻。
3月11日夜，西路军只能从三道柳沟再次突围，凌晨撤至梨园口，准备退入祁连山。如下图
为掩护总部和红30军进山，红9军千余人和妇女先锋团准备在梨园口两侧山地构筑阵地，拼死抵抗敌军。但不等他们构筑好阵地，马家军的骑兵就杀到了。
又是一番血战，此战9军损失两个团，政委陈海松等10多名团以上干部英勇牺牲。总之就是9军基本拼光了。
此后西路军余部转移到祁连山的马场滩、牛毛山、康隆寺、石窝山一带，与尾追之敌连续激战。到了这里，基本可以宣布西路军失败了。如下图
1937年3月14日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召开会议，这是一次让所有参会人员都记忆深刻的会议。会上，陈昌浩决定他和徐向前跟大部队分离，回陕北述职。
据徐向前回忆，当时他不同意跟部队分离，部队都没了，还回去干嘛呢？他决定要与自己的部队同生死、共患难。
但陈昌浩拒绝了他，并说徐向前留下目标太大，反而不利于部队转移，而且西路军需要有人回到中央说明情况。
会议最后决定，将西路军余部分3个支队进行游击战争，徐向前和陈昌浩跟部队分离，找机会返回陕北。
由王树声率领的右支队向东行军不久就遇到马家军的阻击，部队被冲散；
张荣率领的支队在从石窝山突围时就被敌人打散；
李先念、程世才率领的左支队，在“终年积雪不化，寸草不生，渺无人烟”的祁连山中艰苦行军，行进中接到中央“可以向新疆去”的电令。
就这样，三支队伍里面，只有李先念支队在中央的指引下，经过47天的艰苦跋涉，行程1500多里，终于在4月27日带领所剩420人抵达甘新交界的星星峡。如下图
让人感到无语的是，苏联原本承诺的1000多吨军事援助，直至西路军完全失败，在李先念率西路军余部400多人到达新疆后，却连个毛线也没看见。
对于西路军来说，这个“水中月、镜中花”导致两万多将士血洒河西的教训太深刻了。
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是复杂且多样的，是许多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，相互作用的结果，但在众多合力中，主要由以下两大原因导致的：
（一）苏联（共产国际）对我党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造成西路军失败的客观原因
我们结合上文和上上文也可以看出，如果没有苏联（共产国际）给我们提出的那一美好念想的话，或许西路军早在宁夏战役计划流产的时候，就已经集中兵力东返了。
至于苏联（共产国际）对援助的态度为什么总是腻腻歪歪的，最后又不了了之了呢？这完全是受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影响的。下面我就用大白话解释一下：
苏联是共产国际的大本营，苏联又不等于共产国际，但苏联对共产国际的决策又能产生重大影响。按照共产国际的初衷，我党作为他麾下亲密的战友兄弟，他是十分愿意援助我党的。
但他只是一个国际组织，领导人叫季米特洛夫，他手下既没有兵，又没有枪，所有的决议还得靠苏联去执行。而苏联的领导人我们都熟悉，就是既钢铁又慈父的斯大林导师。
本来，在一开始，斯大林在对我党这个小兄弟的援助上也是十分赞成的，积极准备了上千吨的武器装备，表现了他慈父的一面。
但是，随着法西斯侵略形势的日益紧张，苏联从地缘上面临德日法西斯东西夹击的不利局面。为了集中精力对付西面的小胡子，斯大林就不得不在远东寻找可以制衡日本的对手。
选来选去，斯大林发现，以我党当时的实力，明显担负不起帮他牵制日本鬼子的重任，于是他把目光盯上了老蒋的国民党。
为了避免对我党的援助刺激到老蒋那敏感的神经，他就把援助地点改在了新疆的哈密。
但是，在这个档口，西安事变爆发了。而张少帅之前就因为中东路事件与苏联结下了梁子。更主要的是，斯大林认为经过张少帅的这么一搅和，你们中国还能团结一致的去抗日吗？
所以，此时的慈父对张少帅的意见很大，连带着对和张少帅走的很近的我党也产生了不满，进而在对我党的援助上表现出钢铁的一面，故意在那装糊涂。以至于出现了中央回电西路军时说的那样：
“远方货物只能在约定时间送到安西，最近两个多月没有电报来了。”
那么，对于斯大林这一由慈父向钢铁的变化过程，我党认识到了吗？
认识到了，不过貌似只有毛主席认识到了，其他留过苏的洛浦、博古等还没认识到。
但是呢，因为共产国际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和崇高威望，关键是他也做不了苏联的主，所以这一心理博弈只能意会，而不能通过电报明明白白的传达。
所以才有了我们上面看到的提示性电文：
“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，取得胜利，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。”
“目前你们只能依靠自己团结奋斗，不要依赖任何外力，祥容另告。”
但西路军领导人好像没看出来，还在反问：不要依赖的外力援助，是否包括苏联援助?
“来电所谓不依靠外力，是否包括远方与统一战线，”
上文也介绍过，作为为将者的徐、陈和作为为帅者的党中央毛主席在考虑问题的视野、角度、层次上肯定不一样。
徐陈只是从军事上考虑问题，以西路军的战斗力而言，只要苏联武器到手，打败马家军，建立河西根据地的目的是能够实现的。
至于苏联方面有什么猫腻，他们当然想不到了。而且陈昌浩还留学过苏联，肯定不会想到苏联会放我们鸽子。
但是，作为一个独立作战的方面军单元，在中央赋予西路军较大自主权的情况下，客观形势的发展又要求他们必须具有为帅者统筹全局的能力，从政治和军事上综合考虑问题，做出正确判断。
很明显，他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好，这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。
（二）战略上的失误叠加战术上的被动，是西路军失败的主观原因
我们在前文介绍百丈关战役时，曾以和红军血战百丈关，战略上的失误是任何先进战术都无法弥补的 下 为题进行了讨论。
在百丈关战役中，战略上的失误是指张国焘南下“打下成都吃大米”的机会主义路线。
虽然战略上的失误让四方面军最后8万变4万。但在战术上，凭借着红军擅长的迂回包抄、穿插切割等战术，四方面军在前期还是取得了绥崇丹懋和天芦名雅战役的巨大胜利。所以他叫“战略上的失误是任何先进战术都无法弥补的”。
到了西路军这里，接合上文和上上文，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分析：
战略上的失误：
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铁蹄步步紧逼的形势下，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，决定了党的工作重心要放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。
而河东在经济条件、人口民情等方面都要优越于河西。
同时占据河东还可以迎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向，向华北、华中进军，使党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，担负起抗日战争的领导重任，并在抗击鬼子的斗争中发展壮大党的敌后力量。
因此，河东要比河西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，我党的政治重心只能在河东，而不能在河西。
而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实质，用马列语境的话说叫“机会主义”，他主张远离敌人的重兵集结地，向河西的甘肃、青海、新疆进军，将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河西，等获取苏联援助后，实力强大了，他的地位也就稳固了。
但他认识不到的是，虽然河东敌情严重，但河东也是抗日的前线。如果将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河西的话，受限于河西的经济、人口、地形等因素，会使人民军队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。
如果老蒋国民党军沿黄河封锁的话，则红军就只能局限在河西了。这不仅使党在抗日战争到来时不能承担起领导的重任，还会进一步限制人民军队敌后力量的发展。
所以，我党的根本利益只能在河东，不能在河西。
而西路军确实不是执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的，但不等于没有受到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。在高台、临泽失陷后，客观形势使得东返已经成为西路军唯一正确的选项。
但西路军领导人不顾敌我的实力对比，不顾中央对东进的殷切期盼，一味地实行脱离实际的西进路线，最终犯下重返倪家营子的大错，从战略上讲已经是严重失误了。
战术上的被动：
一是对于红军来说，河西走廊“弄堂”式的地形环境没有迂回空间，红军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无法展开。致使在大部分时间里，西路军无法做到集中兵力打歼灭战，也就无法通过缴获获得补给，不得不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。
二是西路军和马家军存在兵种差异。西路军原先都是南方大山里的游击健儿，善于山地战；而马家军是骑兵，河西走廊的地形特点很适合骑兵作战。而且他们还可以借助老蒋中央军的空中支援。
三是西路军没有根据地，没有支援，每打一战却得不到补充，实力一直在减弱，而敌人占据地利优势，拥有源源不断的补充。
四是在西路军过河后，在苏联只是就援助地点的改变说了个大概的情况下，在没有对河西敌情进行充分调查的情况下，就匆忙制定了西进的计划，犯了过于自信的失误。
总之就是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后，一直在期待外援的到来，没有真正树立独立自主，靠自己力量战胜敌人的思想。
西路军虽然失败了，但他们的历史功绩仍然是伟大的：
1、消灭马家军大量有生力量。
西路军在敌我双方实力悬殊的情况下，依然消灭了马家军25000余人。能有如此战绩，也说明西路军的战斗力也是杠杠的。
2、客观上策应了河东红军的作战行动，有力牵制了河西十多万马家军部队。
西路军在河西活动时，有力牵制了河西十万马家军的注意力，一定程度上帮助河东红军主力分担了压力，并且西路军的策应也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立下了大功。
3、更重要的还是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根据地，宣传了红军，宣传了党。
西路军未来前，河西人民在思想上长期受到马家军宗教思想的毒害，在经济上长期遭受马家军军阀的盘剥，在政治上更是毫无地位，活的如奴隶一般。
而西路军来到河西走廊后，当地人民终于看到了一支不一样的队伍，也终于知道了自己苦难的根源。知道了作为一个人不是为真主活着，而是为自己活着。
西路军还组建了许多苏维埃政权，有力宣传了红军，宣传了党的政策，为13年后彭老总的一野大军解放大西北打下了坚固的基础。
在西路军惨遭兵败后，有四五千人矢志不渝，历经艰难险阻，怀着对党的无比忠诚，通过各种努力寻找组织，可见西路军战士的革命信念之坚定。
缅怀革命先烈，浴血奋战祁连山的勇士们，你们安息吧！
